2004年底，在三明朋友的一次聚会上，因为春雷先生的引荐，第一次见到秋苇。当时他在编“乡土”，后来改为“方志”，我在写乡土，写方志，厦门的历史使我们很快就走到一起。
2005年春，我们开始在一起泡茶，每周最少一次。偶尔因为意外情况不能赴约，也会打个电话说明。细想起来，并不曾有过明确的约定，纯属习惯成自然。良材兄退休后也来凑热闹，“二人转”变成“三角戏”。那时，新编《厦门市志》业已出版，我这个因为修志引进的人才变成刚刚卸磨的驴，屠宰者已经在暗暗地磨刀。我的心情十分黯淡。秋苇的到来为我的生活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泡茶的地点在中山公园南门边上旧道台署我的办公室内。办公室濒临天井边上，深达四层楼高，空间逼仄，与我的处境十分吻合。2008年底我退休之后，到湖里区担任《湖里区志》执行副主编，泡茶地点遂转移到湖里区志办公室，新的地点宽敞明亮，舒适宜人，也和我的处境一样。2012年3月，《湖里区志》出版稿完成后，我辞职出国探亲，与秋苇暌违三个月。探亲归来，我为湖里区民政局编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区大典·湖里区》，办公地点改在后埔原禾山镇养老院。办公室门前有片空地，种了一些花草，养了几头小狗，秋苇一到，必先和小狗盘旋一番才坐到茶几前。一年后，我辞去湖里区民政局的兼职，三个人的茶聚改到秋苇家对面的欣缘茶馆。每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我们的固定房间是218号，面积不大，但幽静宜人，足够三人对坐。茶室外的庭院里，有两株枝条招展的红花羊蹄甲树与我们隔窗为伴。不管环境如何变化，秋苇总是乐呵呵的。用他的话来说：泡茶、吃饭与环境、茶饭好坏无关，和谁泡茶吃饭才是关键。
我们的主要话题当然是厦门历史研究。关于这个话题，我们有太多太多的共同的理念：我们都认为，对待历史必须有敬畏之心、谦卑之心；我们都认为，历史研究不是去打扮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不断逼近真实的过程；我们都认为，一分史料讲一分话，不能为了什么目的、什么意图篡改史料；我们都认为，历史写作有其严格的规范，不能混同于文学创作、故事编写、科普小品、导游材料……这些共同的理念其实是普通的常识，但牵涉具体的作品，尤其是牵涉具体的作者，经常会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有的作品从史料的角度评判是不能用的，但作者的身份摆在那里，又不能不用。这常常使秋苇感到痛苦。他不断地鼓励我：你多写一点，我们用良币来驱逐劣币。
我们“话仙”的范围很广，但往往离不开厦门的历史。讲先贤，讲往事，讲古迹，讲遗风，讲轶闻。讲着讲着，一篇考据的模样便大致显现了。每次泡茶泡出什么点子，他随后总是频频打电话来催：你那个稿子动笔了没有？最好能快点给我。我在《厦门史料考据》的后记中有一段话，就是记载这段经历的：
秋苇先生是《厦门晚报》的资深编辑。他对乡土文化的一片痴情，着实令人感动。他对编辑这个岗位所秉持的传统的职业道德，着实令人钦佩。所谓传统的编辑的职业道德，也许现在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了。但说来也很简单：就是重视培养作者，尊重作者。如果把作者和稿子比喻做水井和取水，传统的做法是先打井，再取水。而时下经常看到的是只顾着取水，浮躁至极的甚至取过一次水之后便丢弃了水桶，甚至填平了井。近些年来，我是被秋苇先生当作一口井经营了好几年。在闽南人一日不能离的“茶桌仔”边上，在不经意的“讲古话仙”之间，推出了“方志”专栏上一篇篇史料考据。
秋苇是很有眼光的。经他发掘刊发的考据成果，堪称厦门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比如《手抄族谱揭秘宋帝屠村》《鼓浪洞天考》《池显方与厦门名胜》《八宝丹片仔癀传奇》《唐陈元通夫妇墓志铭考辨》等；有些甚至影响到福建外交史、革命史的编纂，比如《明天启二年攻剿红夷大败真相》《第一次鸦片战争厦门战役真相》《百年租界的再审视》《辛亥革命期间厦门独立、光复解密》等。
秋苇对朋友的热心，是社会人所皆知的。我有幸被他视为厦门历史研究的“良币”，更有幸得到他的屡屡助力。除了编发作品，他还把我推荐给《厦门文艺》主编曾纪鑫，出面联系龚小莞、妙婵等记者做采访，介绍我结识文化活动策划人张云良，还亲自撰文推介我的研究成果，几乎做了他可以做到的所有事情。尽管痴长十余岁，我对他都以“秋苇兄”相称。原因无他，“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2011年6月，秋苇苦心经营10年之久的厦门文史专栏停刊。但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坚守无约的规矩，每周必在一起泡茶一次。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这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内容之一。“话仙”的内容还是以厦门历史研究为主。没有了发表作品的任务和需求，我们才发现：对厦门历史研究的执着背后，是我们对这个岛屿、对这个城市诚挚而深沉的爱。
2020年1月13日，我作了一首题为《六度本命年将至感怀》的七律，当天晚上零点18分，秋苇给我发来一条微信：“白首少年心，冷眼看古今。”8点11分，又在我的微信朋友圈里发布一条长微信，并配有我的几部专著的照片。微信开头是一首古风：“独上家山望沧溟，总向劫灰寻来径。冷眼凝霜著伤史，热血成冰写痛心。”诗后用他特有的风格写了一段话：“祝启宇兄六度本命年快乐！老友启宇兄在历史共业、家族羁厄的困境中，经历了时人所遭受的最不公平的待遇，却以百折不挠的意志泅过苦海、航登觉岸，参与了本民族特别是同代人的痛苦，并且对得起自己的痛苦。祝他岁晚而金橘尤甘，霜降而枫叶更红，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泪目之余，我给他回了六个字：“感恩一路有你”！
2020年1月18日下午是我们在己亥年的最后一次茶聚。那天，秋苇的心情很不错。他的公子蕉风经历了在香港的7年“港漂”，修完3个硕士、1个博士课程，被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录用。他一直都在关注的我的厦门史研究也有新的进展，《鼓浪屿史话》修订本和《民国厦门老票据》正式出版。在泡茶之后的例行简单聚餐时，习惯滴酒不沾的秋苇频频用可乐代酒，祝老兄弟身体健康，期盼即将到来的庚子年吉祥如意，相约在庚子年正月初六举行第一次新春茶聚。
之后便是武汉新冠肺炎引起的全市封闭，我们只能在微信互通心声。3月26日，我发现秋苇连续几天没有在微信上出现，心中着实挂念，便给他发了一条私信问候。两天后却传来噩耗：秋苇在3月23日晚突发恶疾！
几经以泪洗面，几经悲痛不眠。4月19日上午10时许，在医院把我的好兄弟送上灵车，从此天人永别！
那天正值谷雨。谷雨无雨，我内心却苦雨滂沱！
何堪谷雨日，垂泪别知音。遗我独惶惶，约茶在天庭。
按照厦门的习惯，明天是秋苇离去的头七。想起十六年风雨无阻的定期茶聚，想起无法实现的庚子年第一次约茶，不禁泪如泉涌……
2020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