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颂赞归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
——《圣经·新约·哥林多后书》
各位朋友晚上好，我是黄蕉风。非常感谢香港儒艺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基督教信仰与临终关怀》。
我的主业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宗教对话、墨子学及诸子学等，专门做基督教主题的分享，这还是第一次。这个话题跟我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及我经历的生命更新转化有关，与大家分享这个话题，我心中有很大压力，一是担心自己讲不好，二是这个分享跟过往的知识性分享不太一样，这里面有我个人的生命体验。
我上次在这里开讲已经是几个月前的事情了，儒艺的老朋友可能还记得，那也是在我父亲病重住院之前我的最后一次社会活动。此后我消失了好几个月，主要是在陪伴我的父亲、父亲过世之后操办后事、对家属进行哀伤辅导以及自我的心理调整。今天，我的情绪稍微平静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话题，非常不容易。
病人身上插满管子，究竟为了谁？
我想群里有不少朋友也到了三十出头的年纪，到了一个要慢慢面对身边的亲友特别是长辈慢慢凋零的年纪，我们要在心里做好预备。
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现行教育甚少提及死亡，当死亡突然逼近，我们这些没有参加过葬礼，家中也没有丧亲经历的年轻朋友，就会很难接受。我们的传统文化非常忌讳死亡，广东人或闽南人看到数字“4”都要绕着走，就是因为“4”跟“死”谐音。除非家里丧亲，否则大家看到墓地、棺材铺、花圈街一般也绕着走，觉得很不吉利，所以“死亡”的问题长期被悬置。
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极端重视死亡和丧礼。儒家明确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就是认为崇奉或祭拜先人，有很重要的社会功用。哪怕是反对儒家“厚葬久丧”、讲“节葬”“节用”“死于涂葬于涂”的墨家，对丧礼和葬礼也有一定的规范，就是在不花费太多生者钱财的情况下，尽可能保留寄托哀思的渠道，给予死者应有的尊严，比如棺三寸、衣三领，要给死者地方“住”衣服“穿”。虽然这看起来简陋一点，但也并非毫无遮蔽。
今年3月21号，我和曹博士刚完成一个学术对谈不久，我的父亲就突发重病，紧急手术后就进了ICU。手术的时候，才知道父亲已经是胃癌晚期了，医学诊断很明确——药石无医，不存在任何治疗的机会。因此一进医院，基本上就进入了临终关怀的阶段——这是一个要让病人跟家属有更好的心态去迎接未知世界的旅程。有一些癌症病人觉得能拖则拖，有机会做放疗、化疗、姑息疗法、生物疗法，可以拖个两三年或者三四年，甚至能够长期带癌生存，但我父亲是直接失去了这个机会。
你可以在医院的重症病房不断地住下去，你可以浑身插满管子，然后用各种各样的输液输血维持你的生命，直到你全身的脏器全部衰竭，以此延长生命。此外还有无数种方法，延续病人的生命，但可能让病人生不如死。
还有一个背景是新冠疫情，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医院禁止家属去重症病房探望。但在ICU待得越久，给病人的心理压力越大，因为ICU是一个没有时间感的地方，亲友也没有办法陪伴他。生命的终点在前，待在ICU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在重症监护室待了大概十几天，跟医生讨论之后，我们坚决把父亲转入普通病房，他4月19号早上10点过世。
我们会碰到一个两难的问题：我们的传统文化对“孝”这个问题非常看重。但假设老人家已无法自主呼吸，为了尽可能地延长生命，可能有的家属或者医生，会要求把病人的气管切开，身上插满管子。这样的方法是否合适我们姑且不论，单讲起心动念，可能更多的是家属的自私。他们害怕旁边的朋友或亲属，批评自己没有全力去施救老人，怕被别人说不孝，所以就去勉强维持，不让老人家轻松地安然地离开。
姑息疗法更多的是使用镇定剂、止痛药，姑息疗法的花费和精力60%都在镇痛上，因为癌症晚期的病人会癌痛。按照我们人类的疼痛等级，被刀子割伤是一级，高处坠落是六级，孕妇生产是九级，癌痛就是最高级的十级。癌症晚期的病人因为癌细胞跟肿瘤侵犯到血管甚至骨髓，那个痛像是浑身被虫子一样撕咬。这个时候，很多病人都会有想要自杀的愿望，生不如死，比死更恐怖。这实际上也会引起很大的一个伦理问题。
我必须审慎做出决定，比如病人已经全身脏器衰竭的时候，你要不要放弃治疗？要不要再把病人送去重症监护室？如果他不能呼吸的时候，你要不要切开气管？总之，一切有创性、介入性的医疗措施，我都明确表示拒绝。
其实很多所谓的最终抢救就是做做样子，给家属心理安慰而已。如果医生不再做一些最后的抢救，有的家属也不理解，那可能会产生医患矛盾，认为医生不负责任。病人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准备好回归天堂或者说步上一个未知的旅程，但是通过一种外在的、自私的、强制性的、介入性的医疗手段，又把他拉回到这个痛苦的现实。最后病人也没能留住，给家属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创伤。
到临终关怀阶段，实际上大家很清楚，你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点，就是更好地把病人的灵魂平安引渡，而不是做一些你自己希望做的事情。这个时候，医院、家属都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不要以自己为中心，比如我也不希望我的父亲那么早离开，哪怕电击，哪怕把他气管切开，他能多活一天多陪我一天是一天，哪怕他很痛苦——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
实际上要做的事情也没有那么神秘那么复杂，就是把思维观念完全转换为以病人为中心，比如面对根本攻克不了的病症，在医疗的取向上要以疼痛管理为主。
转到普通病房后，我很明显地感觉到我父亲开朗起来了，他的精神状态也更好了。他渴望的是人际关系的联络，他渴望我们能够跟他读经，分享一些有限的新闻和家里的一些事情。这也是我们觉得安慰的地方，我一直都没有后悔，我觉得我们做得对。
提高病人死亡质量，应成为底线共识
回望这段时间，我发现，在我们当前中国医疗体制中临终关怀严重缺位，医疗观念没有长进，这非常要命。
我父亲所在的三甲医院其实没有专门的姑息治疗科，也没有安宁病房。孙岩是我崇基神学院的同班同学，现在是澳门镜湖医院的驻院院牧，她的工作给重症病人以精神安慰，或带领他们信主；如果病人已经信主，那就带领他们祷告，仰望上帝。
澳门或香港有专门的姑息治疗科或安宁病房，有专门从事临终关怀的医护人员和熟练的义工，能够介入病人生命最后一段旅程。这样的护理非常专业，我由衷佩服。目前内地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当然内地一些地方的安宁疗护或者临终关怀事业实际上也有发展，比如“十方缘”——一所带一点佛教背景的安宁疗护机构。北上广深以及杭州也有一些类似的，但厦门没有。总之，相应的软硬件设施或者安宁疗护理念在国内并不多见。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前阵子就提出加强死亡教育，也有政协委员提案推进生前预嘱制度的建设。此外还必须指出一点，安宁医疗、生前预嘱和安乐死，完全是两码事，这个不多讲。
当病人直接进到临终关怀的时候，引导病人“向死而生”，摆脱对未知世界的恐惧，放下对尘世的眷恋，就都留给了家属或者他后面的支持团体，而医生或者护士无能为力。我就感慨，我们的三甲医院对于临终关怀的投入也太匮乏了。不仅如此，医生的话术也非常容易刺痛病人和家属的内心，他会直接对我们家属讲：“你父亲这辈子没有多少时间了。”很直接，很生硬，在沟通上面存在很大问题，这可能也是中国医患关系很紧张的原因。但我们出于对医护人员的尊重，没有作出太多的反应和要求。
医生满心想着攻克病症、根除病痛，却忽略了病人与家属的心理情绪，这就缺失了另外的一个维度。医生不仅要把病治好，而且要思考如何能够让病人生活得更好，无论这个病人生命，剩下一个月还是十天甚至是一天的时间。如果药石无医，那么就放弃介入性治疗，争取提高病人的死亡质量。如果对这些问题有全方位思考的话，就可能会成为医护或者家属的一个共识性原则或者底线共识。但很可惜，目前的大环境并不允许。
所以我在这里谈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改变现行医疗制度下医护人员、家属甚至病人的临终关怀观念，我们要去思考：如何提升死亡质量？攻克疾病固然重要，但活得好不好其实更重要。
临终关怀这个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东征。当时有很多欧洲的骑士和基督徒要去收复圣地，他们背井离乡地远征，有很多人最后回不到家乡，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开始建立起类似临终关怀医院的部门，让病人也就是十字军的骑士有办法在异地他乡也能够得到相对比较好的照顾，平安回归天家。
近代以来很多的临终关怀机构，比较有名的是天主教圣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特蕾莎修女创建的临终者之家。她当时在加尔各答服侍最穷的这些人，有穆斯林有印度教徒有佛教徒有基督徒也有无神论者，她不分信仰地帮助他们。穆斯林临终的时候，为了让他带着平安，特蕾莎修女包括她的同工会为他们念《古兰经》；如果是印度教徒，他们会念印度教的经典，甚至帮助他去恒河沐浴；如果是佛教徒，就给他们念佛经。
临终关怀很多内容都跟灵性有关，不论是十字军的临终关怀医院，还是特蕾莎修女的临终者之家，都有宗教背景。灵性的资源可以为病人提供非常大的精神支持，但很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宗教资源并没有充分地跟医疗疗护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父亲非常了解基督教，但他并不是基督徒，影响他更多的可能是佛教和儒家。但当他进了重症病房，我心里有一股冲动，觉得不能再等待，一定要让我父亲接受基督信仰。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立场，我并没有要跟大家传教的意思。
首先，从教会到义工团体，基督教在临终关怀方面有非常雄厚的资源。无论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都有资源去供应病人。我发现医院和家属根本不知道临终关怀要怎么做，而在我们厦门也找不到能够从事临终关怀的志愿者团体，我们又必须赶紧让父亲获得精神支持，以更平安地走上人生的新历程，想到教会是很自然的。
其次，我跟母亲谈过基督教信仰给予人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力量。我们知道病人很快就会离开我们。但是对于病人来说，他根本不知道未来的人生路径通向何处。当时我父亲已经说不出话了，我们没有办法判断他的意愿，只能简单地通过点头、眼神来交流，我发现父亲对未知的路途，心里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感。
作为基督徒，我们很清楚人的在世或辞世只是人生的某一个历程，它并不是一个终结，而是一个起点，基督教的复活观念会给病人包括家属一个非常大的盼望。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讲，它有一个复活的盼望，基督教的复活不仅仅是灵魂不朽，还是肉身肉体的全然复活。
基督教对身体和物质世界的重视，能够给病人带来很大的安慰，同时也能够给丧亲者带来更大的盼望，就是说此世的旅程虽然没有办法再继续。但是在时间的终点，大家会再度相聚，获得一个新的好的肉体。也因为有这样的一种永生的盼望，基督徒在葬礼上就有平安喜乐。固然也有哀伤，但不占主流。
所以当我们把基督教资源引进到我父亲的临终关怀时，我以前在神学院的很多同学、包括天主教、基督教的信徒都有介入，提供了很多支持，也有很多完全不认识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到病房来陪伴我父亲，念经给他听，唱圣乐给他听，并且开解他。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够感觉到我父亲的心情越来越放松。
父亲无法说话，我试探性地问他：“你愿意牧师给你施洗吗？”父亲非常艰难但很明确地告诉我：“好好好。”就是快快快的意思。这是他说的我唯一能听懂的话，很快就有牧师过来帮他施洗。我其实很担心父亲会拒绝，因为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知识上的骄傲，一辈子不信基督教，最后突然间信了基督教，可能对一些人来讲，在心理上接受不了。
按照基督教的教义，借着洗礼，借着与耶稣基督同死同生，与基督在死的形象上联合、又与祂在生的形象上联合，信徒获得了永生的盼望和复活的确据。作为基督徒，我们觉得这个非常好。
抛开信仰，宗教也能够提供一些支点。支点在哪里？首先是一种社群上的联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原子化沙化的社会，我们独生子女更是如此。当你突然遇到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都需要一种支持性的团体，这样的支持团体或一种社群的联结，它不仅仅是精神上的，有时候还是物质上的更直接的一种帮助。教会或者其他团体比如说佛教的僧团，他们就有办法提供这方面的资源跟支持，很务实的支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是一个孤岛，社群的联结和支持非常重要。
其次，他有办法去引领病人向死而生。很多人出于对未知世界的恐惧也好，不明白也好，他们在临终之前这个心理状态并不稳定。所以家属不知道该如何跟病人交流，比如请他交代什么，不交代什么，我们告诉他病情，还是不告诉他病情：这是一个症结所在。
心理学重“术”，基督教重“灵”
临终关怀并不复杂，只是一个观念的转变，没有太多好讲的，复杂的是“基督教信仰与临终关怀”的“基督教信仰”。接下来的内容会稍微涉及到一些神学上的问题。
闽南传统多规矩，比如停灵，有停三天的有停七天的，有三天火化的，有七天火化的，那我们是三天之内就火化了。因为我父亲过世比较突然，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预备墓地这些事，后事忙完以后才开始找墓地买墓地，直到上个月才入土为安，这个时间落在100天，他早已经回归天家了。
接下来，就是回到亲属这边重整家庭关系。原本我们是三口之家，我父亲不在了，我们这个三口之家有了一个空缺，我们应该如何填补？我跟母亲商议，每一个人承担一部分原来由父亲承担的责任，这个家庭关系才会平衡。我们也要给亲属做这样的调整，因为我的祖辈都还在，对于我的祖辈来讲，他们是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两边老人加起来都快300岁了，那么我应该如何去跟亲人长辈做心理疏导呢？教会就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资源。
我带我母亲去参加教会活动，小组聚会团契，参加主日崇拜。我们也拜访了这段时间给予我父亲包括我们家庭很大帮助的天主教神父与基督教牧师，请他们给我的亲属讲解有关基督教的复活教义，把家属从哀伤的情绪更多地引向上主，引向这种永恒的盼望和肉身的复活。
这跟我们平常说的哀伤辅导不太一样。父亲过世之后，我也有向两位很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寻求心理辅导，一位是洪梅老师，一位是宋日红老师，他们今天都在这里，非常感谢她们。通过交流，我发现心理学的技术定位在辅导丧亲者，跟基督教定位的丧亲者辅导的关注点很不一样。
宋老师辅导丧亲者注重技术或沟通，她不会预设丧亲者的家庭背景和宗教信仰，他会教你怎么样把这个事情进行重构，比如说对我父亲的人生进行重构，赋予其意义和价值，比如要我写一封信给天堂的父亲，然后烧掉，或者用一种“空椅子”技术，在你面前摆一把空椅子，你自己坐在这一边，对父亲讲讲你的思念，然后你再坐到对面的空椅子上，这个时候你就感觉你自己是父亲，以他的口吻讲一讲他想要对儿子寄望什么，然后再对换回来，这些都是哀伤辅导里非常成熟的技术。
跟我前面讲的一样，基督教的哀伤辅导奠基于对复活和永生的盼望之上，佛教似乎也有哀伤辅导。哀伤辅导的理论基础很明确，她首先奠基于教义，奠基于教义才有盼望，有盼望之后才因应于盼望而提出来整套哀伤辅导治疗路径。
那我们怎么看基督教的哀伤辅导和世俗心理学的异同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很多的朋友觉得我恢复得还不错，能够慢慢开始恢复工作和社交。这可能会因个人的素质而不同，我们并没有办法确定每一个人的哀伤进程在哪个阶段，比如说哪一天我可以工作了，我可以帮我的导师做点事情，我可以跟曹博士谈一谈儒艺跟墨家需要做些什么。但也很有可能我在下一个瞬间，我什么都不想谈，我又想起我的父亲在病床上面非常痛苦的场景，这个时候哀伤的情绪又会进来。
处理哀伤没有明确的指南，绝对不会有一个时间点，像市面上一些心理学读物，说丧亲或丧偶之后能够三个月之内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交，这是非常害人的。当然，有的人是能够很快走出这种情绪迈向新生活，恢复社交甚至谈恋爱，这也无可厚非，大家不要道德审判，有时候这仅仅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方法。
总的来讲，哀伤没有一定的时间界限，所以每一个人在家庭中的哀伤进程不一样，有时候因为哀伤进程的不一致甚至会导致家庭的冲突。比如一个家庭里某个家庭成员跟死者的关系好一点，另一个跟死者有些矛盾，他们对于死者的情绪就会很复杂：有的人他可能会沉浸在哀伤中，他痛不欲生，出不来。当他看到有的家庭成员好像不那么想念逝者，甚至有说有笑，家庭矛盾就会出现，他们会互相指责。
每一个人的哀伤进程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处在关系之中，死者跟生者的每一段回忆和故事，有独属于独特个体的一个面相，是独特的并不是普遍的，我们没有办法强行让每个人的哀伤进程一致，这需要我们对此有更大胸怀和更开放的态度。
基督教信仰与现代心理学也不太一样，市面上很多哀伤辅导、临终关怀的书籍都会提到心理学大师欧文·亚隆和他的《直视骄阳》，或者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提出的丧亲之后的“五阶段论”，从一开始的震惊、麻木，到自责、讨价还价，再回到正常状态。实际上，这可能只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没有办法应用于每一个特殊的个体，甚至有的人丧亲，首先出现的是迁怒而不是麻木。我自己都会有迁怒。
我跟我的父亲感情非常好，我们无话不谈，当他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我当然有哀伤，还有不甘心，但事实上还有迁怒，我仍然会迁怒我的父亲，我会迁怒于他为什么不尽早就医，为什么不更好地爱护自己的身体。但当这个迁怒情绪出现的时候，就又跟传统文化发生纠葛了，因为我们有一句老话大家都知道叫“人死为大”，很多人在死后的地位更高，我们活着的人会无形中把他理想化。一些生前籍籍无名的文人诗人，死了之后，大家意识到再也没有这个独特的个体跟肉体的存在，就一下子把他们理想化，他们的形象就更高大更丰满。
当我们迁怒的情绪投射向死者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好像会被道德审判：他都已经这么可怜了，他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了，你怎么能迁怒他呢？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最主要的是怎么样排解，这个情绪不是哀伤，而是内疚和亏欠。所以说，在哀伤进程中有很多很微妙的内容，需要支持团体或者宗教团体的支持和辨析。
当基督教遇上中国传统文化
最后一部分我们再讲一讲基督教信仰跟传统文化。
很多人没有办法从跟死者的记忆的纠缠或者哀伤中间解脱出来，是因为这个哀悼仪式没有完成。以我们这次为例。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没有办法进到重症病房去看他，因此家属内心有很大的亏欠感。也因为新冠疫情，最后的送别也只有限定的十个人加上教会的牧师。我们有时候会转念一想，这也算众生平等：我父亲一介文人，虽然在文坛上略有薄名，但也没有什么权势地位，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间，去世的富豪权贵，包括厦门的前市长，去送别他们的也只有十个人。在死亡面前，终于做到了人人平等。
传统文化里，比如出殡或者火化会看黄道吉日，闽南人都比较传统，比如100多天没有完成的话，就要等到周年了，因为过了100天再选下葬的日子不太好选。我父亲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新教的礼仪进行的，有牧师证道有唱诗班唱诗，然后是献花，我们不烧纸钱也不放偶像（纸人）。
了解基督教葬礼仪式的朋友肯定都很清楚，这里就出现一个文化冲突，当时我跟牧师、神父还有父亲的老朋友都有一些讨论。祭黄帝有祭祀黄帝的祭文，祭孔有祭孔文，友人过世，文人会写一个祭文，用古文雅言来写，写完以后要烧掉以寄托哀思。自从耶稣会士入华以来，面对中国传统的丧葬礼仪，传教士、基督徒在祭孔、祭祖、迎神赛会包括烧纸钱等方面，与本土人士存在很大的冲突。我知道有一些地方，不只是烧纸钱或烧祭文，有时候还烧纸做的别墅、纸做的大哥大、纸做的二奶，教会进入闽南这种漫天神佛多鬼神的地方，怎么样既照顾基督教信仰，又不与传统文化过分冲突，以免造成别人对于基督徒的恶感呢？这就需要很大的智慧。
我们知道，基督教入华要面对两个大的问题：第一，如何跟中国文化相适应？第二，如何跟中国社会相适应？这就引向了一条本色化神学的道路，本色化神学在民国的时期就有很多人讲过，比如吴雷川、王治心、张纯一这些人都是讲本色化神学的。
那么落到具体的处境，我们有一个原则，就是——处境的问题只能用处境去解决。不能说因为基督教或者传统文化是一套观念传承下来的，他不顾及丧亲者具体的家庭情况、具体的心理需求以及具体的财政状况，比如家属有多少人能够出席，如果人不够的话，教会应该要多请一些人来，才不会使整个队伍看起来太寒酸太凄惨。
回到前面我们讲的，父亲入葬的时候我们是烧了祭文的，这个行为在教会内部有争议。按照我们传统的礼仪，烧祭文没有问题而且是一种很优雅郑重的表达哀思的方式。但是在场的有教徒，按照基督教礼仪，对这个动作比较忌讳，怕有拜偶像的嫌疑，所以有一些教友不希望出现这种行为。所以最后的操作是这样——祭文念完以后先放在旁边，没有烧掉，它并不作为葬礼的正式环节。在葬礼结束之后，我父亲的老朋友自己带着打火机去烧，完成这样一个仪式。这是一个个人行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基督教传统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互相理解和互相融合，实际上两方面都能照顾得到。基督徒得到了安慰，非基督徒家属也觉得能够接受。这种宽容和灵活的态度，是基督教入华以来，福音传播、宣教或传教能够获得部分进展的原因。
还有一个内容是哀伤辅导。哀伤辅导可能会更重要一点，人们实际上对于人死之后的情况并不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说他未来会复活，现在叫作安息主怀，暂时离开这个世界。那佛教徒当然有其他的讲法，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他可能已经到了下一个轮回的旅程，那么与我们这一世就没有特别的关联了。
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认真思考一下，在哀伤辅导或者临终关怀这样一个叙事里，单纯从基督教角度来讲，如果我们把佛教跟基督教作一个对比，佛教的叙事结构是圆形的，就像衔尾蛇，嘴巴咬着尾巴，他是圆的。他一世一世地轮回，他会有业力的流转，这些都没有问题。
但任何宗教的这个叙事，落实到一个很具体的与死者告别的场景，能不能够说得通，能不能安慰丧亲者，就还需要考量。我们说讲故事的人，需要有一套理论做基础，一个信佛的人步入往生极乐世界或步入下一个轮回的时候，还活着的人都会认为能够往生极乐是极好的。我们每年过节，我们可以祭拜他，可以为他诵经做经忏或者是法会或者烟供、超度。但他基本上很难跟我们再产生一种实质上的联络。因为这是他个人的记忆，他没有办法再延续下去。
而基督教的讲法就不一样，基督教的叙事是线性的叙事，基督教有《创世记》和《启示录》，创世记是开头，启示录是终末。基督教的历史沿着这个脉络发展，然后耶稣基督在具体的历史时空中道成肉身。但是大家注意，祂不是要在我们的人类历史中建立一个具体的历史乌托邦，因为祂是不建立人间天国的，天国不在这里。
基督教的这套叙事就会给人们提供一个很明确的盼望，盼望就是沟通的一个交流机制，我们怎么样去分析这样的沟通和交流机制呢？比如最简单的，我父亲过世之后，我要怎么样纪念他？我们是基督徒，不会在家摆香案，也不会按照传统文化摆遗像摆佛像，这不符合基督教的传统，因为要避免偶像崇拜的嫌疑。那我们怎样寄托哀思呢？
有时候我也会很羡慕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佛教道教，他们可以借着祭品或者纸钱，感觉到过世的亲人与自己同在。在基督教中，因为亲人已经安息主怀，而基督徒尤其是新教徒又禁止向死人祈祷。大家不会把先人当作神，唯一值得敬拜的只有上帝。你可以尊重先人怀念先人，但你不能敬拜他。我们在这里就要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世者在心理层面确实需要跟死者保持一定的联络，那信徒该怎么办？很明显，我就遇到这个问题了。
教会当然有指导，比如说我现在每天都会祈祷，我们有固定的灵修时间。这个祈祷就是向上帝祷告，而不是向死者或者祖先祷告。我们当然也会有自己的祷词，比如说求主让我们不要那么哀伤，因为我需要有新的生活，我还需要找对象，我还需要进入婚姻生活，也许未来想要生个孩子，还希望有新的事业，所以我求主不要让我这么哀伤，但是能够让我永远纪念我父亲。我每天祷词里面都要向上主提出这些要求，很明显我希望跟死者有联结。
一些原则比较刚性的教会会禁止基督徒跟死者沟通，或跟死者说话，或为亡者祈祷。教会会要你对上主有信心，对上主有信心就必得救，既然得救了，你有什么理由沉浸在哀伤之中？从教义上来讲，这没有错，但太刚性的操作，有时会给信徒带来更大的心理负担。
临终关怀的中心是病人，哀伤辅导的中心是家属
天主教跟我们新教的讲法略有不同。天主教的教义里有个炼狱，他们有“三个教会”的理论，一个是受苦中的教会，一个是旅途中的教会，一个是得胜的教会。何为炼狱？炼狱就是说一个信徒，虽然他生前确实信主了，但是我们知道每一个人身上毕竟都有些小瑕疵，他需要在炼狱里面被上主的爱所炼净。炼净之后才得上天堂。你的亲友有可能蒙主恩直接就到了天堂；也有可能还有瑕疵，还在炼狱里面，因此，天主教给在世的亲友提供了一个能跟死去的亲友联结的场域或者说渠道，比如说天主教11月有炼灵月。
在这个炼灵月，你可以为亡故的亲友补赎。11月或12月，大家可以去天主教堂看一下，有很多的信徒会把祈福小卡片摆在教堂，比如他们会请圣母玛利亚跟圣徒转求。当然，天主教跟新教不一样，新教没有炼狱的教义，新教是主张人们直接向上主祈求。当然对于炼狱这一端的教义，现在天主教的神父在训导教徒的时候，已经不像往日一样，强调信徒要祈求减少亲人在炼狱的痛苦。现在很多神父都会给教徒讲：“你们的祷告，不要再说求主使我的亲友在炼狱里面少受火炼之苦，而应改成求主让他更早地披戴主的恩光，使他能够得升到主的身边。”
因为“炼狱”教义的存在，所以很多传统文人会觉得好像天主教相比新教更温情脉脉，至少能够照顾到亲友的感受，如同我们亲友还能够为死去的亲友做一点什么。就有点像我们传统文化里的清明、鬼节以及亲友的忌日，你可以烧纸钱摆祭品，你还可以跟亲人沟通还可以向他汇报近况，这两个传统有办法对话或融合。
但新教缺乏炼狱教义，所以在哀伤辅导的时候很容易跟传统文化的信徒产生重大的冲突，在个别情况下，一些极其刚性的原则或做法，有可能刺激到家属的情绪。幸而我自己的神学观比较开放，不限于宗教改革的传统，而是整个大公教会的传统我都接受。
临终关怀是关怀病人，以病人为中心。哀伤辅导是什么？是关怀生者，以还活着的家属的心理恢复包括精神建设为中心。临终关怀和哀伤辅导是不同的。宗教的灵性固然能够提供非常大的一个资源，但也因为它是宗教，宗教有固定的教义仪轨，有固定的崇拜仪式和规矩训诫。因此跟我们传统文化产生一种比较大的张力，这需要我们细细研究分辨。
不得不说，没有宗教信仰的支持，我没有办法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当我答应曹博士过来分享的时候，我是非常犹豫的，这相当于把一个人的伤口袒露出来给大家看，然后请大家评鉴我们的对错是非。作为信徒，我们肯定会忠实于自己的教义。宗教团体介入临终关怀，我个人觉得是在宗教政策和法规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医疗机构包括心理咨询机构应该更多地跟宗教社团进行沟通和研讨。心理咨询技术有具体的方法论，但宗教关乎灵性跟道德。
一个人要如何从哀伤里面走出来，一个人如何去战胜自己的死亡恐惧，他面临着伦理道德层面的观念翻转。心理学的技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提供整套的能够供应你观念翻转的资源，就像哈耶克讲的“只有观念才能够影响观念。”而宗教一直以来都是一个观念输出的地方。
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种普世性的大宗教能够提供一套由摇篮到坟墓，由生到死的整套的观念输出，宗教的资源不应该被忽视。在此之后，我会联系一批宗教界的朋友和心理学界的一些朋友，组成一个咨询社团，专门帮助在临终关怀或者哀伤辅导上有困难的人，给他们提供宗教灵性方面的支持和介入。最新消息我会在第一时间向大家汇报。
每一个经历丧亲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如同基督那样的“负伤的医治者”，去体验基督身上“无能者的大能”。亲友的离世，是我们肉体和灵里的一根刺。这根刺既是捆绑，也是祝福。在经历肉体和灵里的深悲剧痛之后，我们能有机会借着灵性的提升和爱的践行，去祝福、帮助和守望更多与我们经历相似的人。
2020年8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