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友蕉风的父亲黄秋苇先生安息主怀、荣归天家。其骸近日于海沧文圃山基督教墓园下葬。观其葬礼及祭文，既存依依惜别之情，更兼平安喜乐之思。尤其在“闽南传统多鬼神”的文化氛围下，合宜的样式圣化亡者在尘世最后的路途，踏上迈向天国的旅程，传达生者的孝爱和纪念，实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何以言之呢。首先，丧葬funeral不是圣事sacrament，却是sacramentals的一个，以圣化人生的各种境遇。日常谢饭的祈祷祝福、送别时的祈祷祝福、奉献建筑物作特殊用途、奉献物品、朝圣等等，都是教会有悠久历史的圣仪。
其次，教会里无论sacraments还是sacramentals，蕴含着上帝赋予的人类生存的基本结构：异质、联合、实现。这一结构在上帝创世、出埃及、基督事件、教会行动、荣耀至福之中，都是如此：神人异质，神人联合，实现荣福。基督徒的丧葬礼也是如此，每一个环节都包含着亡者、生者、物品世界以及万物之主这个society或者community之间的区分、转换和联合（这三个词强调动态，前三个强调状态。以英文表示乃是希望按照这个词的根本意去理解），尽管每一个环节的侧重不一样。基督徒葬礼作为生者向上帝的交托，作为亡者复活的预备，能够哀而不伤，是因为有这样的生存理解在里面。
第三，葬礼等圣仪成立的条件或者其合法施行的条件在于其形式、质料、成因和目的。举个例子：在江西，有村民埋怨同村的某种类型的基督徒葬礼，“简直就是拖条死狗出去”；还有基督徒埋怨另一种类型的，“就是拜偶像”。这就是对形式（和质料的）批判。很少有人分析这葬礼之“所以是”或者“不是”基督徒葬礼的成因和目的。基督新教有些时候对葬礼的领会和安排，因为缺乏这样的思考，才产生了所谓与文化之间的张力。
第四，单独任何一个因素，尤其是形式、质料方面，都不能决定事物本身的性质。譬如“烧”的行为，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烧”，就认为它是异教徒的。上帝子民也烧，旧约的燔祭就不说了，新约时代用过不能修补的经书呢？主教们华贵的圣服呢？都烧了。当然，不是随便在哪儿拢把火就烧掉。就如基督教的洗礼与同时期部队里的密特拉秘仪相像，故也不能把二者简单混同；或如火葬，在基督教里兴起时间也不长。只要不是为了反对肉身复活而故意选择火葬，基督徒的火葬形式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们可怀想，念出事先写好的文字表达哀思，如果不叫祭文，叫悼文如何？叫oration on the funeral呢？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米兰的安布罗斯都有传世的oration。尤其是前者，他朋友Basil the Great去世、他姐姐去世、他弟弟去世，都是他give a speech。这就不单是哪个民族哪个文化的现象。希腊人、罗马人、多神教、一神教，都有。悼文应该由合适的人来作、来诵读。这是使这个事情直接成就的原因（efficient cause）。参与这个仪式的人，都领会到葬礼的目的是生者亡者共同的交托和复活再见的预备。之所以是交托和预备，因为这是上帝对人每一阶段生命的祝福，这是使之有效的根本原因（成因）。
一般的葬礼中，在基督教看来，混杂着很多对亡者生命状态不恰当的暗示或者描述的因素，比如打幡、摔盆、作纸扎、烧纸钱。还有一些习俗，比如扶柩、下跪。前者应该去除，后者应该分辨、保留、引导，使人极尽哀思。奥古斯丁躲在房间里哭妈妈，他若没有这样的情感，怎么能有那样的盼望。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基督徒都必须这样，而是指不须禁止那些已经去除了对生者、亡者、物品不恰当描述和暗示因素之后的行动。祭文（悼文）之内容与目的，只要表达出赞颂、思念、交托、盼望，就是好的。而在墓前烧或有混同外教的嫌疑。然祭文（悼文）由黄兄父亲的友人所作、所诵。于朋友而言，我觉得挺好。烧掉悼文，可以是个不错的处理方式。没有单纯的烧，要看如何烧。我想，以尊重生者亡者、不会引起家属的误会为宜，无论这个误会来自家属的朋友，还是教会。教会处理污染的饼酒，一般都是有专门的圣井，没有条件的就在指定地点庄重地埋掉。我想，悼词也可以采取类似的庄重方式处理。
当下中国教会，很多人警惕拜偶像，这是极好的。但我们必须留意一点——亲友寄托哀思的行动，真要想成为一种“合格的偶像崇拜”，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容易。合格的偶像有两类：一，用穆斯林的话来讲就是“以物配主”；二，忽视教会教导，按照自己的理性和意志选择信仰生活方式，这是“以己配主”。不分青红皂白，将一切与他人相像之行为都视之为拜偶像，倒比这些哀思行动更接近于第二种。如果我们对具体行动不加分辨，而直接言其为偶像崇拜，这是运用自己未加分辨的理性而任意选择行动，反更趋向于典型的偶像崇拜。
总起来说，基督新教关于临终、下葬、居丧、纪念等内容，都需要很好的整理、探索。要按照基督徒对生命内在结构的领悟来审视和整理葬礼。若仅按照形式，会很荒唐。
一想起自己的世界，怎么能不哀伤呢？一想起我们竟然会哀伤，会流泪，有些人可能就会更勇敢。
2020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