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黄蕉风博士
吴志福
《天风》按：基督信仰自从入华后，就与中华文化产生了碰撞、交融，既有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珠联璧合”的美好佳话，也有“礼仪之争”的激烈冲突。在中国先秦诸子中，墨翟颇有特色，他的学说在当时与儒家并称显学，虽然在秦汉后逐步衰微，但其思想却流传至今。现任深圳墨门书院副院长、厦门墨客书院院长，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的黄蕉风博士，长期致力于耶稣与墨子的比较研究，让我们倾听他归信基督的心路历程。
你能谈谈是如何接触到基督信仰的吗？
我幼受庭训，在父亲的影响下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我接触到的第一本古籍，不是儒释道的经典，而是《墨子》。在我阅读《墨子》的过程中，深为墨子及其门徒“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人格精神所感动。及至今天，我仍然认为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精神最为彪炳、几乎找不到人格污点、接近于完人的伟大圣贤。而后随着阅读的深入，我的视野延至基督教与圣经，又深为耶稣基督舍己爱人的牺牲精神所感动。耶稣的人格常常让我联想到墨子的人格，中西二圣，心理相通，确非虚言。我因着对墨子的好感，也对耶稣基督之“为人”产生好感。所以我从接触基督信仰到最后信仰耶稣基督，实乃借《墨子》而成全的。
能谈谈你的思想变化吗？是如何接受了基督？
基督教信仰给予知识分子最大的考验之处在于，没有非普世的福音，也没有公共的神学。基督教真正供应于人类的，并不是一套精英小圈子内部的“黑话”或者“观念游戏”。信仰乃是一套掌管身心灵性命的、由生入死、由私领域到公共空间的全方位生活方式。但凡试图为居于有限性的知识理性留出足够私领域空间的知识分子，往往很难进展到德尔图良所说“因为荒谬所以信仰”的地步，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确据和信仰乃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必然要取一个留下一个。我认为这是他们“相信耶稣”但不委身教会的原因所在。信仰包含知识，但不仅仅是知识。若不委身教会，实难获取相应的宗教经验、实践相应的宗教生活。
我的神学观念是比较开放的，不局限于宗教改革的传统。这使得我能够从历史学、宗教对话等多元的角度切入圣经和神学的研究，极大地拓宽了视野；学术研究也有利于突破囿于一宗一派的神学传统和解经思维。当然，如何在“客观的学术研究”与“敬虔地从事信仰”之中求取平衡，确实对我构成很大的挑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并不委身教会，也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我享受的是一种智性的满足，现在看来实为知识层面的傲慢自大。
及至今年3月，我父亲病重入院，我才开始重新思考我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我父亲是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过往对基督教颇有好感，但也止步于文化上的了解，并不认为需要归信。在他临终前，我试探性地询问他是否愿意归信基督，以获永生的盼望。父亲据其自由意志，明确表达愿意归信，并受洗成为基督徒。
你如何看待“文化基督徒”现象？
文化基督徒在我看来，可以说是一种人文主义耶稣信仰。文化基督徒也以知识分子居多。知识分子要归信宗教，往往停于“信心一跃”。大抵诸多对基督教有好感的知识分子止步于此。想要调和无非两个路径，要么发展成“信耶稣但不信宗教”，耶稣仅作为一种道德人格典范而与孔孟墨、甘地、马丁·路德·金无异，乃一种阉割版的人文主义耶稣信仰，从而走向另类的“偶像崇拜”，其身位已如“离教者”一般。要么发展成所谓的“文化基督徒”，如研究基督宗教的学者，即以旁观者心态去进行基督宗教研究的学者；文化基督教学者，即进行具有基督认信趋向、基督宗教经验情怀的神学研究的学者；基督徒学者，即进行具有“对话性”基督宗教经验的神学研究的学者。作为信徒，同时是一名基督教研究的学者，我觉得信仰和“知识”并不矛盾，此二者在生命中，当有恰如其分的位置。
在近代时期，中国知识界有一股“西学中源说”的思潮，他们认识到了墨子思想与基督信仰的相似性，认为基督教只是墨子的一支，对于这个问题，你怎么看？两种思想的契合度有多少？
“耶教墨源说”就是“西学中源”思潮中的一支。彼时墨学成为中国知识界介入基督教问题探讨的一个中介。学人“以墨论耶”的其中一个思路就是“耶教墨源”。因为清末及至民国，墨学地位上升，西学地位强势，儒学权威不再，这个现实使得学人开始注意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墨学和在中国社会中居于边缘位置的基督教，此二家在教义、建制、理念上的相似处。通过比较他们发现，在儒家之外，尚有墨家作为参照物，可代表中国文化来同基督教进行沟通对话。彼时学人的文化心态是“古已有之”，解释路径为“以中化西”。
“耶教墨源说”的影响逐渐由知识界扩展至教会界，中国基督徒开始投注精力研究墨学，产生了一批“耶墨对话”的思想成果。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基督徒完全接受基督教乃源出于墨家，甚至墨家足以和基督教等量齐观的设定。由于历史上儒家正统天然排斥墨家，视之为异端邪说，加之明清以来西洋传教士如利玛窦、马礼逊、艾约瑟、李提摩太等人的文化福传事工以“耶儒对话”为主流，使得中国基督徒在从事“耶墨对话”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拘守孟荀“辟杨墨”的遗传，不敢对墨家墨学有所亲近。
近代兴起的“耶教墨源说”固然引起教会界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一些基督徒看来，“耶教墨源说”及其衍伸的“耶墨对话”所接受的“以墨证耶”的认知图景，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破坏基督教教义的完备性和真理性，使得中国基督徒在神学认知上出现严重偏差。无论是推崇“耶教墨源说”的教外人士还是反对将耶墨等同的中国基督徒，他们在处理基督教与墨学之关系时都遵循着相同的思维逻辑，即秉持“文化中心主义”或“教派中心主义”的文明对话模式。于前者而言，是要使基督教墨学化，以回应西学的冲击。以墨证耶的本质是扬墨抑耶、扬中抑西，为一种“中国文化本位主义”；于后者而言，是要使墨学基督教化，拒斥“以墨证耶”乃出于回应“耶教墨源说”及“耶墨对话”中的谬种流传，以证明基督教为普世唯一真理，从而为福音叩开中国磐石预备道路，此为“基督教中心主义”。
我目前所从事的“耶墨对话”研究，其实也是接续民国学者吴雷川、张纯一、王治心、张亦镜等人的工作。事实上“耶墨对话”一直是教会内部文化思潮的一股潜流，只是其可能不如“耶儒对话”“耶佛对话”那样影响昭彰。在我看来，墨家与基督教最大的相类，应该是墨子与耶稣的人格精神。其余如组织建制等，当然也有相近的地方，然非主流。
你认为，墨子学说与基督教神学之间的对话，对于当代中国教会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基督教如何与中国文化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直是百年福传工作的难题。中国有深厚的儒家传统，故而接受、容纳、融合基督教这样一个外来文化，需要一定的时间。教会知识分子过往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融合儒耶，或以儒释耶，或以耶释儒。但议题重复，同质化严重，效果也很令人怀疑。实则墨学中有更多的资源能够对接基督教信仰。墨子对天道信仰的尊崇、墨家的舍己爱人精神、墨家的反战非攻主张，较之儒学更能与基督教进行对话，且墨学由于其在一朝崛起而后中斩，虽然在历史上衰微，却并无儒学的沉重历史包袱。故教会界加强对墨学的研究，我以为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当前少数国内基督徒对于传统文化持极端否定的态度，成为教会与社会的张力之一。如何消弭某些信徒的极端思想，让他们了解传统文化，以减小信仰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矛盾？
作为一个中国基督徒，没有必要去否定自己的传统文化。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地了解基督教与其之间的同和异。知识上的准备，本身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和实践福音真理。信仰不必然拒斥文化，信仰可以更好地成全文化，信主之人，应当有自信。
请问你主张的墨学复兴学术探索构想为何？对基督教中国化有何助益？
我所推动的墨学复兴运动，首要的工作是消除过往人们对墨学的误解，使蒙尘千年的绝学，得以以其本来面目见于世人。比如过去学界对墨学诠释的惯性，是把墨子解读为一个纯粹功利主义者，他的“兼爱非攻”是核心主张；他的“尊天事鬼”是次要主张，是为了实践他的兼爱非攻，而故意设置一个鬼神出来吓唬人的。通过我们一批墨学研究者的努力，还原了墨家作为先秦时代最具有宗教根性的学派特性，也就是说，“尊天事鬼”才是墨学的核心，“兼爱非攻”反而是墨学的枝叶。墨子及其门徒之所以能迸发出灿烂的人格光辉，恰不是功利主义者能做到的；而是彰显了一个对天道信仰深度委身的宗教信徒的形象。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墨家实有空间和基督教做进一步的对话。
《天风》结语：基督教中国化的探索与争议将会持续下去，而墨子学说的确能够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助力这项事工的开展。希望黄蕉风博士的思考与研究，能够对广大教牧、学者有所启发，以寻求汉语神学的发展之道。